近日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沙尘暴引发了人们对沙源地蒙古国生态状况的关注，我们采访了研究蒙古国生态问题的生态人类学学者纳青（Nachinshonhor G.U.），谈到了存在争议和误解的问题。纳青是呼伦贝尔人，曾在蒙古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日本国立冈山大学等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期间在蒙古国进行过多年关于“蒙古游牧与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相关性”的田野调查。
纳青澎湃新闻：网上北京的沙尘暴刷了屏，但是蒙古国发生的事其实更可怕，有死伤发生，这次沙尘暴在蒙古国历史上是什么级别的？
纳青：其实蒙古国人一直是在大自然中寻找生存的出路。在牧业上，中国基本上是舍饲，欧美存在放养，但是也以舍饲为主，而蒙古国完全是放养。放养有很多好处，但也有风险。蒙古牧民正是长期在和这种风险共处，因为那里和暖温带完全不同，非常严酷。这次大风虽然严重，但是从历史的长度来看，是许多灾难中的一次，不是一个新的现象。
澎湃新闻：您认识蒙古最高层的相关专家学者，他们是怎么看待这次灾难的？
纳青：我和一些蒙古国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专家学者做了交谈，因为目前还没有官方的解析，所以他们给了我一些私人的看法。
他们认为原因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去年夏季蒙古国大部分地区都非常干旱，植被生产量相对较低。其次是今年春天来得非常早，导致人们掉以轻心了。几天前，蒙古国气象局发布了一个紧急预告，但被大家忽略了。气象学专家说，做了一辈子气象水文科研工作的他都觉得这个警告有点“过分”，因为预警说即将发生的强风降温是“灾难性”的，这个说法让他感到非常吃惊。强风暴发生的前一天气候非常温和，乌兰巴托周边的气温达到了摄氏零上17度，3月份达到这个温度在蒙古国是非常罕见的。第二天一下降到了摄氏零度以下，谁都想不到发生这样的情况。他说，尽管蒙古高原天气骤变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今年的灾难性天气也许跟全球气候变暖有关，不过这些都不能确定。
澎湃新闻：蒙古国媒体怎么看？
纳青：3月17日来自蒙古国的信息是中戈壁省9位成年人，北杭盖省1位儿童，共10人在这次强风降温灾难中丧生。
我读到了蒙古国著名女记者L. Munkhbayasgalan的一篇文章，从开矿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因为矿产开发必然会导致原生植被的破坏及水资源的污染和枯竭。而这些都是促成沙尘暴发生的潜在条件。她在文章中说，蒙古国当下一直在开发开矿产资源，开矿的许证可是哪里发的？是政府发的，其中牵涉到很多利益关系。地下矿产资源是蒙古国民的共同财产，但开矿并没有使蒙古国民受益，受益的只有少数家族，他们富得流油，堪比阿拉伯富豪。她说，这次沙尘暴是警告他们不要做得太过分。在蒙古国，保护原生植被、不触动表层土壤的传统价值观和当下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潮流有很多冲突。
3月14日拍摄的沙尘暴中的蒙古国乌兰巴托。 新华社 图澎湃新闻：有人因为这次沙尘暴责备蒙古国不好好种树，您会怎么回应这种说法？
纳青：自古蒙古人是和沙漠在一起的，并不认为沙漠是坏东西，比起所谓绿化、蒙古人更注重不破坏自然植被。因为干旱地区原生植被的地下部是非常发达的，具有固定土壤的生态功能，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就是如此。树木对局部环境有保护作用，但对类似于这次的大型风暴基本起不到防护作用。最主要的盲点在于目前用来绿化的杨树、柳树等都不是蒙古高原的优势种，这些生长较快的树种有把土壤中的水分蒸散到空气中的作用，可以把它们通俗地理解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输水管道。相反，蒙古高原的在来植物多为适应干旱条件的，蒸散量（transpiration）小得多。要防沙尘，关键还要依靠原生植被，根部发达蒸散量较低的原生植被。
澎湃新闻：能跟结合您在蒙古国做田野调查的经历谈谈目前蒙古国的生态状况吗？
纳青：我在蒙古国做过15年的生态调查。最深的印象是，蒙古的学者和普通牧民都在说蒙古草原在退化，但在来自内蒙古的我的眼里，蒙古国的草原离我们所理解的退化状态还有一段距离。
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认为公地是造成自然破坏的最重要原因，会导致每个人都不负责任地榨取和剥削。公地悲剧话语一度在国际上很流行。但蒙古的游牧与此恰恰相反。游牧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前提就是所有地都是公地，但为什么没有遭到破坏，就是因为人们有分寸地使用，用当今的话说就是蒙古游牧民具有很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这种传统的环保意识更多源于家族式的言传身教。
1990年蒙古国政体转型后，欧美各国都有援助机构驻在乌兰巴托，尤其是美国的援助机构劝告蒙古政府，要把土地分到个人手里，因为私有化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但蒙古人对此抱有抵触，因为那样的话游牧将不复存在。而对蒙古人来讲只有游牧才能最有效地分散来自蒙古高原严酷环境的各种自然风险。目前，蒙古国法律规定每个公民拥有700平方米的土地占有权，一家四口就是2800平方米。所以，当今的蒙古国除了国民拥有固定面积的私有土地外，大的格局上的土地都是“公地”。这是保障民生的最基本条件。
为什么要游牧？根本原因是蒙古高原降水变动过大。草原植被的生产力和降水是成正比的，如果降雨很“斑斓”、不均衡，有的地方下，有的地方不下，也就是说有的地方草长的多，有的地方草长得少，牧民不会带着牲畜滞留在牧草量不够放牧的地方，会尽量赶往有充足牧草的地方放牧。降水量和牧草生产量的时间和空间变动很大，很难在一个地方持续性地待下去，这就是游牧。
澎湃新闻：不能说蒙古国过多的牲畜数量和集中化是造成荒漠化的主因？
纳青：不能。我在乌兰巴托以南140公里的一片草原做了14年的调查，那里是典型草原和干旱草原的分界处，更接近于干旱草原。那14年的数据表明，导致那里的植被生产量经年变动的原因不是放牧，而是气候条件。植被生产量的变动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并不存在过度放牧的问题，因为水的限制。牧民夏天会把牲畜带到有地表水的地方，冬天降雪后才会回到没有地表水的牧场，游牧就是这样适应着自然条件去利用草原植被的。社会主义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搞过集体经营，但游牧的本质基本没有变化，所以对生态环境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的调研结果表明，在蒙古国中南部的干旱草原，降雨量高的年份每个牧户的平均游牧移动距离为40-50公里，降雨量低的年份要超过100公里。而在植被生产量较高的典型草原，牧户每年的平均游牧移动距离只有20-30公里。游牧移动距离和植被生产量是成反比的。当然，放牧会暂时减少牧草的地上部，但适度的放牧会刺激和促进牧草的生长，同时会保障植物群落的种的多样性。
在当今的蒙古国矿产开发是个很大的问题，对原生植被的破坏比较严重。我的一个蒙古国朋友从德国读完博士回到东方省，开了一个家庭牧场，开办了一个小学，还给各国的科研机构提供当地的气象、土壤、植被信息。据他说，矿产开发主要集中在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中戈壁省也离边境很近。他曾经是从事植被复原工作的。我一直关注的就是蒙古草原的脆弱性和它的可恢复性、可塑性，能不能恢复到原状，我对植被复原一直持怀疑态度，问过他植被复原的效果如何。他说，那要取决于在哪里，蒙古北部气候湿润，那里开完金矿以后移植上原生植被就会恢复得好一些，但在极其干旱的南部地区开发过地下资源之后，植被基本不可能恢复到原状，所以说植被复原是个比较微妙的说法。
蒙古国牧民澎湃新闻：话题回到内蒙古，内蒙古和蒙古国的区别在于定居和农垦，这些带来的生态后果是什么？
纳青：内蒙不仅仅是草原退化的问题，而是把植被掀开，做成了耕地，这样植被保护土壤的功能就被人为地破坏掉了。农耕文化和干旱地区的畜牧文化是不同的，干旱牧区的人发展出的对植被的敬畏态度并非迷信。 不种地被视为懒惰，是外界发展出的刻板印象。
蒙古人的价值观是：如果一块土地被没完没了地折腾，会废掉。秉承着人定胜天，农垦的思路会建议干旱地区打井，而蒙古人很少为了牲畜而打井，因为即即便解决了水的问题，还有牧草资源的天然限制。不事耕作也自有道理。蒙古高原土壤中存在大量盐分，向下挖50-100公分会遇到灰白色的盐类堆积层，灌溉的话水自然会向下渗透。而不能忽视的是蒙古高原大多地区的潜在蒸散量（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是降雨量的3-4倍，也就是说你有一杯水，而你所处的环境有蒸散掉三、四杯水的潜在可能性。而水向上蒸发，会把溶于其中的盐类带到地表面，水分蒸发，盐留下来。这块地将既不是耕地，也不是草原，什么都不是，完全用不了了。
澎湃新闻：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绿色肥沃的，其实那是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
纳青：是的，非常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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